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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史新思潮的出现及影响
　　054050511   李晓芬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解冻与复苏，历史学象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新材料、新方法、新思潮、新领域不断涌现，尤其是在90年代，“社会史”研究成为我国历史学领域的“显学”， 在这片园地里耕耘者之多、成果之丰富堪称社会科学领域的奇观。这不能不归功于80—9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们“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又对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简单的阐述。
　　一：所谓“眼光向下”
　　进入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出于对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种种弊端的全面反思、出于拓宽史学研究领域的这种问题意识而进行的一场对史学的结构性调整，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史认识的主流，在于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应该限定在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不同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等等方面。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与第一次社会史研究高潮比较，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都非常积极地有意识地进行社会史的理论探讨，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差不多同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在80年代中后期，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而大部分学者所持的是专史说。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1期；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光明日报》1986年8月13日）。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
　　相比起专史说而言，少数持“通史说”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其实以往论者把二人的说法归结为“通史说”多少属于误读，因为与其说他们是主张社会史即通史，不如说他们在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即通史应“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
　　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这也可包括在前两者内)、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宏观和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这也是社会史为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贡献。在社会结构研究方面，有大量有关社会群体的研究，涉及性别集团，如妇女史；身份职业集团，如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胥吏、幕僚、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年龄群体如老年人、儿童的历史等。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民间宗教与信仰的研究、秘密宗教结社和会党的研究、商业组织的研究等领域也是成果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