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蝶泪和苦梦中追寻

　　李商隐（约公元813—858年），字义山，号玉  生，又号樊南生。唐怀州雍店（今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新店村西南）人，晚唐时期极富艺术独创性的诗人。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与深化中走向没落的时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的著名诗句正象征性地显示了唐王朝无可挽回的没落趋势。说起来，李氏出身于一个已经衰落的大家族。从曾祖父起，连续几代都是寡母孤儿，形影相吊。到李商隐这一代，他的父亲又撇下妻子与李商隐兄弟，死于江南做幕之地。这一年，李商隐仅十岁。不独如此，除了亲属三代孤寡的境遇，李商隐两位姐姐的命运也给了李商隐很大的影响。他的一位姐姐未婚早逝，另一位姐姐嫁到裴家后，由于流露出对丈夫的不满，不久就被遣回娘家，十九岁即郁郁去世。这种累世孑遗、贫寒无依的家世，使他从小在心理上积淀了许多悲剧性因子，诸如对人情冷暖的特殊敏感、强烈的孤独感和对前途命运的忧伤等。正是这些家国悲愁酿就了李商隐一颗诗人的凄婉之心。“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这些写于早期的诗作，就已流露出一般青少年少有的感伤。
　　西方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在李商隐身上，恰恰是命运决定了他的性格。举凡研究李商隐的著作，提到李商隐时，几乎无一例外认为他悱恻缠绵、内心敏感、伤感多情等等。家事的命途多舛自不待言，个人的事业前途也是一塌糊涂，这便是李商隐生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从文宗大和三年他初次拜谒令狐楚于东都洛阳，踏入社会，总共十居幕府，地域遍及东西南北、中原边疆，长期过着辗转漂泊、寄人篱下、与家人远离的生活，使他时时有命运不由自主和天涯漂泊、孤单寂寞之感。
　　在晚唐的诗坛里，李商隐创造了一个爱情的“诗国”。在这里，他似乎把人间的至爱、把所有人对爱的感受也一网打尽了，以致其后的一千多年间，热恋着的人们会想起李商隐的诗，为爱而沉沦着的人们也会以李商隐的诗自怜自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他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爱的绮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李商隐是个快乐而忧郁的王子，可以恣意而为，可以天马行空，而对于受众来说，如果你有或者曾经有过爱情，你可以要云得云，要水得水，随便你什么样的爱的感受，尽可以从李商隐这里找到答案。情爱追求、人生况味、家国悲思，种种，尽在李商隐的这一个诗的国度。
　　综观李商隐的诗作，给人明晰印象的，他歌哭于斯的多是爱情、伤惋、叹息，是一己的悲欢，其实，在当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强烈地关心着现实政治及国家命运。李商隐继承杜甫感时忧国的精神，创作了许多内容深广、风格沉郁顿挫的政治诗。像《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寿安公主出降》、《淮阳路》诸作，都是学杜而深得其神髓之佳作，内容涉及方镇跋扈、宦官乱政等政治焦点。王安石甚至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应该说，李商隐是他那个时代最具有“诗胆”的人。诗人的本性是奋发向上、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他曾激昂地写下这样的诗篇“爱国忧君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此时间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但是他的凌云寸心却被残酷地剥夺了，壮志难酬，终于不得不“茂陵秋雨病相如”，“变温婉，成悲凉”，以致最后抑郁而亡，遗恨千古。“李商隐一生仿佛经历了生命中所有的坎坷与磨难，当他以诗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的诗就好象升起的太阳，为生命带来美好和希望的感受。李商隐现象是故乡沁阳人的骄傲，是河南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是整个人类都能感受到的高贵和尊严的人文历史现象。”李商隐的同乡、对李商隐深有研究的和洪范先生如是说。
　　“文章憎命达”，悲剧的时代、家庭与身世，造就了李商隐悲剧的性格、气质与心态，成就了李商隐纤细、绵邈、绮丽的独特诗风，使他能另辟蹊径，独抒性灵。生前穷困潦倒、失意落魄的他，竟会在故去1100多年后，为着他的墓葬之地，沁阳和博爱两个地方的人差点“打起架”来。如今，你走到李商隐的故乡沁阳市，无论是河堤公园还是学校都塑有李商隐的塑像，2001年沁阳市举办了“李商隐与中晚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沁阳市一中，还专门把李商隐纳入了乡土教材。后人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彰显了现代人对李商隐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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